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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記者 宣金學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0月29日12版）
　　
　　當年廖廠長（右二）與復旦學生考察隊合影
　　廖群洪近照
　　財經作家吳曉波說自己見過18個“中國首富”中的15個，但是沒有對哪個感到難忘。唯獨另一個老男人，25年來，讓他一直念念不忘。
　　這個老男人，叫做“廖廠長”。大約一個月前，吳曉波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發了一篇文章，《只有廖廠長例外》。其中寫道：有人曾問他，你見了這麼多的企業家、有錢人，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？他想了很久，然後說，是廖廠長。
　　文章發出不到半個小時，就有很多人開始好奇：誰是廖廠長？
　　“真的抱歉，我連他的全名都記不得了，只記得他姓廖。”在46歲的吳曉波的記憶里，廖廠長有“一頭飄逸的長髮”，瘦高而寡言，歲數上大自己一輪，是湖南婁底一家小廠子的廠長。
　　25年前的春天，正是這位素昧平生的廖廠長的7000元“巨額”資助，當時還是復旦大學學生的吳曉波，才得以和3個同學完成一段歷時半年的“南疆考察”。這次考察，他們一口氣走了長江以南的11個省份，去過山區、農村、前線，“瞭解了這個國家的遼闊、偉大與苦難”。
　　此後，他再也沒有和廖廠長聯絡過。
　　文章發出後，許多讀者開始了熱切的尋找。10月25日，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後，吳曉波與廖廠長終於重新相聚在湖南的一座小城洪江。
　　此時的廖廠長已經不再是那個長髮飄飄的年輕人。他甚至說，我是廖廠長，但又不全是廖廠長。
　　人生能有幾個25年，能夠在洪江和廖廠長見面，是快樂的事情
　　吳曉波和廖廠長見面會的當天，洪江稀稀拉拉下了幾滴雨。這座位於長沙西部近400公里的古商城，因為參會人群的涌入，變得熱鬧了很多。
　　鋪著紅地毯的講臺上，廖廠長有些激動，一連說：“讓我平復一下心情。”就在頭一天，吳曉波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他一想到見廖廠長，心裡就有些忐忑，廖廠長在他眼裡“是有光環的”。
　　吳廖兩人的標牌被擺放在一起，兩人隔桌而坐。身後的宣傳牆上，印著4個大大的字：理想·情懷。一邊是考察團隊出發時的合影，一邊是廖廠長現在的照片，留著分頭，略微發福。
　　“我看到我後面那個照片，還是挺帥的，現在變成了小老頭，廖廠長也是。”吳曉波打趣道，“人生能有幾個25年，能夠在洪江和廖廠長見面，是快樂的事情。”
　　他甚至覺得這是件值得慶幸的事。他一直以為，廖廠長去了深圳，並且混得不如意，再也找不著了，很可能變成了一個小糟老頭——如果廠子辦得紅火怎麼可能南漂深圳？
　　那大約是在1995年，正在家中寫作的吳曉波突然接到一個來自深圳的電話。一個很急促、方言口音很重的聲音問道：“你是吳曉波嗎？”
　　吳曉波語氣冷淡，對方支支吾吾地把電話掛了。當放下電話後，吳曉波才猛然意識到，這可能是廖廠長的電話。
　　再沒有對方的任何信息。直到吳曉波把這篇文章寫出來，他都覺得不可能再找到當初曾資助過他南方考察的這位廖廠長。
　　“我寫這篇文章，更多是對我自己的觀照吧，或者說寫給我自己看的。”吳曉波吸了口煙，繼續說，“他已經被抽象掉了。”
　　可是，文章出來的一兩天里，湖南、深圳等地讀者和媒體通過微信後臺留言，希望能發起“尋找廖廠長”的活動，幫助他完成這次看似不可能的尋找。特別是湖南當地人的關註，不少與婁底有淵源的官員、商人、媒體人參與了轉發。
　　湖南當地一名記者找到長沙市漣源（婁底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）商會的秘書長盧新世，並提供了4條線索：一，姓廖，60多歲；二，在婁底辦過照明配件廠；三，後來去深圳做生意；四，資助過幾位上海大學生。
　　盧新世問正吃晚飯的漣源商會副會長廖群洪：“那個姓廖的人是你嗎？”事實上，打聽到廖群洪這裡來的人不止一個，他的手機幾乎被“刷屏”，微信里嘀鈴嘀鈴響個不停。
　　廖一邊喝酒一邊回覆：“年紀不對，也沒有去過深圳，但的確資助過幾位大學生。”
　　第二天，記者造訪廖群洪家，其妻從箱底找出 25 年前的一張“南疆考察隊”舊照片，才確定他就是人們尋找的“廖廠長”。照片中，廖廠長留著一頭長髮——後來剪成中長髮，3年前才剪成現在的分頭。
　　“沒什麼好奇怪的，生活中，他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、理想主義性格的俠義之士。”盧新世說。
　　廖群洪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他並沒有給吳曉波打過那個電話，“應該是別人打的吧”。事實上，雖然25年沒有聯繫過，但廖廠長一直知道他有成就，也很高興。
　　“我知道他就是寫《激蕩三十年》的人，我要找他交流，看作品就行了。”在長沙的一棟小洋樓里，他坐在一個小木板凳上回憶道，“我要找他很容易，只是覺得各自在各自的路上走，沒有什麼（聯繫的）必要。”
　　我們只是簡單擁抱了下，彼此看見了當年的自己
　　文章發出不到48個小時，廖廠長的下落便被找到。兩人約定，10月份在湖南見面。
　　在見面會兩天前的一個晚上，兩人在長沙終於再次相見。瘦高的吳曉波穿著休閑西裝，出現的時候手裡還捧著一束鮮花——“這是我第一次送花給另外一個男人。”他說。
　　“沒有想象中的激動。我們只是簡單擁抱了下，彼此看見了當年的自己。”吳曉波在文章《找到廖廠長》中的敘述簡單平靜。
　　在一間湘菜小店，吳曉波靜靜地聽廖廠長潦潦草草地訴說過往25年的商海沉浮，每一次起伏轉折都在吳曉波的腦海裡投影出宏觀經濟的波動曲線。吳曉波感覺到，廖廠長的運氣貌似不太好，總在景氣的尾巴處被“恰好”掃倒，他的心也太軟，要麼被騙被賴賬，要麼沒有將錢“賺透”。
　　如今的二人，早已不再是當年的熱血青年。一個是國內知名財經作家，2009年作家財富排行榜第5位；一位雖不算巨富，但也是一個錳礦企業的董事長，正籌備一家公司上市。但是，當聊起當年的理想時，兩人依然激動。
　　廖群洪說：“理想的光，在每個人心裡繼續燃燒。”而吳曉波則覺得，他們參與考察的一行人，從廖廠長身上傳承到了理想主義的餘溫。
　　“當我看曉波的文章時，感覺突然就被拉回到那個時代。”廖廠長回憶道，“現在想想那個年代，比我現在掙多少錢都激動。”
　　1980年代，廖廠長和青年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討論“我能為國家做點什麼”，“國家的出路在哪裡”。“那時候的理想主義，更純粹，對我們這一輩人來講，1980年代是一個很難告別的年代。”吳曉波表示。
　　讀大學的吳曉波，幾乎天天泡在復旦大學圖書館一樓的本科生閱覽室，成天“一排一排地讀書”。
　　“那時候沒有卡拉OK，沒有網絡游戲，我只能去圖書館讀書。”吳曉波說，“讀了4年的書，我瞭解的國家都是書本上的國家。”
　　1988年，吳曉波讀大三，他和同學王月華、趙勇、梁紅幾個年輕人商定，要去南中國走一圈，去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。他們想知道：改革開放10年了，中國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？
　　他們4人組成了“上海大學生南疆考察隊”，找來白色油漆，在紅色的旗幟上寫上“未來記者”幾個字，準備行走中國。第一個任務，就是到處去拉贊助。
　　他們對著電話號碼本，打鉤，挨個打電話。然後拿著學校的介紹信，騎著自行車到上海的各大國營廠“化緣”，跑遍大半個上海，大多吃到閉門羹。3個月，只籌到1000多元，以及一臺照相機和幾個背包，這離預計的還差一大截。
　　他們將自己的困難寫給上海《青年報》的一個師兄。求助信刊發後，消息傳到湖南婁底，那時，廖群洪正在經營一家小廠子。通過一名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朋友核實事情的真實性後，他給學生們寄去了7000元。
　　“那時候不靠譜的人挺多。”吳曉波笑著說，“廖是極不靠譜的，見都沒見過我們。”他雖然內心很感動，但是一直覺得廖廠長這個人“太衝動”了。
　　“當年的7000元是個什麼概念呢？一位大學畢業生的基本工資是70多元， 學校食堂的一塊豬肉大排還不到5角，‘萬元戶’在那時是一個讓人羡慕的有錢人代名詞。”吳曉波在文章中寫道，“這封來信，讓我們狂喜之外卻也覺得難以置信，不久，我們竟真的收到了一張匯款單，真的是從湖南婁底寄來的，真的是不可思議的7000元。”
　　因為這筆資助，兩位副廠長跟廖廠長大吵了一架，隨即一起辭職離開了他。
　　實際上，廖廠長並沒有吳曉波記憶中那麼老。資助考察隊的時候，他也才27歲。“我也很想去看看中國的現狀，手上有資金，曉波他們有想法，能去實現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，這就是共鳴。”在他看來，他和曉波他們是朋友，是同志，要共同完成這件事。
　　對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，廖廠長沒有提什麼要求，只是希望當考察結束後，能給他寄一份調查報告。
　　這就是為什麼，我會那麼多年念念不忘廖廠長
　　一直和財經打交道的吳曉波，最常使用的一個詞是“交易”。他指出，我們的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物質，我們開始用金錢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，任何東西都可以交易，所有交易都有成本。
　　“相比之下，廖廠長不計成本、無法交易的行為，是那麼罕見。”見面會上的吳曉波坦言，“這就是為什麼，我會那麼多年念念不忘廖廠長。”
　　可在廖群洪看來，自己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常人，在25年前做了一件應該做的平常事。“我沒想到，我竟然在別人的記憶里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”。
　　正是這點“平常事”，“在一個他自以為適當的時刻，用雙手呵護了時代的星點燭光。”吳曉波在文章中寫道。
　　考察一開始，他們就決定，南行路上，必須特意去趟婁底，拜訪這位姓廖的好心廠長。
　　吳曉波開玩笑說，我們還以為他可能是個什麼“首富”，到了婁底才發現他其實只是個挺小的企業的廠長。
　　在一間四處堆滿物料的工廠里，吳曉波同這位長髮飄飄的廖廠長初次見面。他現在還記得，見面地點是在一間簡陋、局促而灰暗的辦公室里，“只有一個用灰格子布罩著的轉角沙發散髮出一點時代氣”。一切都同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徑庭。
　　廖廠長當時經營的是一家私營小廠，只有20來個人，組裝生產水泥編織袋的設備，全廠全年利潤大概也就幾萬元，而他個人的工資不過每月200元，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贊助幾位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學生。
　　當時看到吳曉波時，廖廠長心情卻很複雜。他說感覺很欣慰，他比吳曉波大6歲，看到有小學弟能去實現夢想；也很佩服，當時的交通不便利，他們去做這樣一件事情需要非常大的勇氣；還有就是“感謝這些有志向、有勇氣的年輕人去完成我們共同的夢想”。
　　他還透露說，正在積極籌錢，想到年底時請人翻譯和出版一套當時國內還沒有的《馬克斯·韋伯全集》。
　　這是吳曉波第一次聽到馬克斯·韋伯這個名字——不是從學校的教授和同學那裡聽到，而是來自一位湖南小廠廠長。當時的吳曉波還不知道韋伯是一位德國人，寫過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可在日後，他在寫作中常常引用他的文字。
　　1989年3月8日從上海出發，吳曉波一行人的考察歷時半年。他們乘坐綠皮火車轉鐵皮大巴車，住三五元一晚的小旅館，第一次“看到了真正的貧窮、真實的中國”。
　　在貴州大山裡，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，帶著3個女兒艱難生活。全家只有兩條褲子，她和3個女兒輪流穿，每天只能兩個人出門，另兩個躺在床上。他們還去了戰爭前線，直面幾千位烈士的遺體。他們去了海南，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改革氣息。
　　吳曉波回憶稱，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是很憤怒的，一方面抱怨變化不夠，另一方面變化又太快，貧富差距在拉大，變化過程中自己可能就是受傷害的人。
　　而南中國考察讓他從書齋回到了鄉土，他越來越相信費孝通提倡的漸進主義、改良主義是對的。
　　這也正是年輕的廖廠長與朋友通宵達旦地討論“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”所要尋找的答案之一。
　　可惜的是，考察回來後，忙著畢業、工作，各奔天涯，除了幾篇新聞稿，這支隊伍並沒有整理出一份系統的調查報告寄給廖廠長。
　　兩個人的人生都活在自己的洪流里
　　25年後，吳曉波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帶來了這份調查報告。他為廖廠長帶去了近年寫的9本書，“壘起來就是時間的高度”，現在用這些書向廖廠長“交代”。
　　“這是一份很珍貴的禮物，這份禮物如此之重，我的雙手接不下來，我只能用我的心來承受這份禮。”廖群洪剛平復的心情又開始激動起來。
　　吳曉波從1996年開始寫書，到現在，平均每年一本，“寫作本身是給廖廠長的一份報告”。
　　在他的寫作生涯中，遇到過數以千計的廠長、經理乃至“中國首富”，“他們有的領導著上萬人的大企業，有的日進斗金花錢如流水，說到風光和有成就，這位廖廠長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”。然而吳曉波說，“但不知為什麼我卻常常更懷念這位只緣一面的小廠廠長。”
　　他並不知道，廖廠長的創業之路一直充滿坎坷。
　　1990年，廖群洪帶著從丈母娘那裡借來的2000元回到婁底，租了門面，賣起了液化氣，沒過多久又去江蘇開發推廣魚藥，到廣州做進出口貿易，1997年回長沙做計算機網絡工程，創辦了電信“10000”台的前身“1000”，雖然理念很先進，但苦於資金問題，最終沒能做大。2008年到2012年，他曾受邀開發日用品城，因過度勞累讓他的心臟做了3次搭橋手術。
　　他曾在長沙雨花區開店，電動機內芯堅持用銅為原材料，可是隔壁一個店子卻用鋁，每台便宜300元。採購的人為了完成任務，收取提成，壞了就來修，又賺一筆，或者重新買。“這種事情我就乾不了”。
　　在老鄉們的幫助下，廖廠長一天一天變得“成熟”起來，“翻譯馬克斯·韋伯的那些念頭早就不見嘍”。
　　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《肯尼迪評傳》。書中提到，肯尼迪家族的核心理念是：你生活在這個社會，就要為社會作貢獻，要想作貢獻，你需要動用社會資源。無非是兩個途徑，一個是你有資源，第二就是謀求社會公職，動用社會資源。
　　“這就是我讀書的動力，我想要動用社會資源，然後貢獻社會。”廖群洪直白地告訴記者。在他年輕時，每到一個地方，就趕緊跑書店，買書、讀書。
　　同一時期，對吳曉波影響最大的書是《李普曼傳》，這本書為他提供了相應的發展戰略：第一步，做記者，跑條線；第二步，寫專欄；第三步，寫書。
　　有趣的是，上個世紀60年代，李普曼頻頻成為肯尼迪總統的座上賓。
　　進入90年代，一個忙著調研寫文章辦公司，一個忙於創業，兩個人的人生都“活在自己的洪流里”。“很多人當時哪怕很密切，過了兩三年，朋友也會變得很陌生，每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吳曉波感慨道，“我們這一代人青春過得很快，嗡地一年過去了，跟爬山一樣，不努力就會被淘汰掉。”
　　事實上，昔日考察隊中的王月華一直和廖廠長保持聯繫。但吳曉波和老同學的聯繫也很少了，即便聊天的時候也不會談起廖廠長，所以他一直不知道，通過王月華可以聯繫到這個讓他念念不忘的人。
　　所謂的理想主義，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，依舊能夠熱愛它
　　52歲的廖群洪說自己已經過了容易激動的年齡，但是當他讀到吳曉波回憶自己的文章時，眼淚還是“刷地下來了”。
　　“現在很難用語言來表達，溫暖激動都不足以表達。”見面會上，他對吳曉波說，“我既為曉波筆下的廖廠長而感動，也為尋找廖廠長感動。”
　　自從“被找到”後，之前總是被稱作“廖總”、“群洪”的他有了一個專有的稱號：廖廠長。
　　他對記者強調，吳曉波筆下的“廖廠長”形象，被賦予了吳本人的情感。這次反響大，說明瞭他筆下的廖廠長有閃光點，反映了大家渴求的那種精神。
　　事實上，吳曉波通過新平臺重發這篇文章時，並沒有想到它會引起如此大的共鳴，以及成為一個持續發酵、醞釀一個多月的“事件”。《只有廖廠長例外》幾年前在他的雜誌專欄和博客里都曾發過，“幾乎沒什麼反響”。
　　讀到這篇文章，廖廠長說自己仿佛被突然帶回到以前，“仿如昨天，一想起就有些熱血沸騰，那個時代，應該說是充滿激情的時代”。
　　在那個年代，人們很少談成功，“覺得是蠻傻的事”，吳曉波補充說，“更少談個人的成功”。在吳曉波看來，那個時候是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時代，雖然物質開始衝擊整個社會，但人們比較烏托邦的思想並沒有崩潰掉。
　　而到了90年代，社會變得越來越量化，什麼東西都拿出來用數據來考核：企業家的價值、人的價值、作家與媒體人的價值，等等。“很多柔軟的東西卻慢慢消失了”。
　　廖廠長曾問過幾個很熟的學生，你們平時上網關註過“崇高、高尚、偉大、光榮”這些詞嗎？年輕人備感驚訝：“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問題？”多數的回答是，沒有。這讓他很無奈，又有點恐慌。
　　他一直認為，人應該有所敬畏，靈魂要有歸屬。但現在很多人的效忠對象變成了自己，失去了信仰，沒有了敬畏，賣假藥、賣地溝油、過度醫療……“沒有信仰，沒有道德敬畏，傷害了民族的脊梁”。
　　吳曉波相對樂觀一些。他覺得，現在的年輕人並不缺乏理想，只是與當年的年輕人不同了。“我們那一代人，抱持的是一種大的家國情懷，我們相信奇跡，更傾向用激進的方式改變世界。”吳曉波說，“而現在的年輕人，他們的理想更具體、更務實，他們相信常識、相信專業，希望用專業知識去改變世界。”
　　吳曉波以自己18歲的女兒為例。他的女兒認為中國的流行音樂很差，決定為流行音樂事業去讀大學專業，並作為以後的職業。“我們當年在大學畢業時，還根本沒有任何職業規劃。所以說，一代肯定比一代好”。
　　“我記得100年前，有個人在投湖自殺之前問他兒子一句話，這個世界會好嗎？”吳曉波在見面會上說，“100年過去了，這個世界會不會好，其實誰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也相信羅曼·羅蘭的一句話，所謂的理想主義，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，我們依舊能夠熱愛它。”
　　當人們的溫飽解決以後，就會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軟的東西
　　見面會的最後，是一個儀式性的環節。吳曉波和廖廠長一起為“創業公益金”揭幕。這個公益基金，本是吳曉波的想法，捐資100萬元，幫助青年創業。
　　而在頭一天晚上的會面時，廖廠長問吳曉波：“聽說你要捐稿費，搞一個青年創業公益金。”吳曉波點頭稱“是”。
　　“你來前，我跟漣源商會的朋友們商量了一下，打算也拿出100萬元，在湖南設立一支廖廠長青年創業公益金，好不好？”二人一拍即合。
　　基金最後名為“吳曉波廖廠長青年創業公益金”，像廖廠長幫助吳曉波一樣，去幫助一些年輕人。“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。”吳曉波說。
　　吳曉波認為，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，家國情懷更重一點，而現在的青年更務實。“對現在的80後、90後來講，你說為國家乾點事兒，好像是一個不著邊際的話題，可能會被人笑話。你現在說我要去創造財富，這個是可行的。”
　　“比起廖廠長對我們的捐贈，我的捐贈可能更靠譜。”吳曉波笑著說，湖南人的理想主義太濃烈，可以奉獻自己的全部去實現，他只是在能力範圍之內，能幫一個是一個，能幫兩個是兩個。
　　“每個人可能都碰到過自己的‘廖廠長’，也可以做別人的‘廖廠長’。”一位參加見面會的嘉賓談到，單講理想是不行的，理想後面是傳承。這個基金就是一種傳承，讓這個故事不僅可以講25年，還可以講下一個25年。
　　類似的事，吳曉波早已在做。2008年汶川地震後，他帶著女兒來到汶川，見到一戶鄒姓人家家裡除一張桌子和幾隻碗之外，“真正是家徒四壁”。
　　他拿出5萬元，幫扶這家人恢復生產，待生活恢復後，這筆錢還上，他再轉借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。就此流動下去，這筆錢已經幫助改變了多個家庭的境況。
　　鄒家人逢年過節都會跟吳曉波聯繫，給他寄送一大袋土豆。6年來年年如此。那是吳曉波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快樂。
　　“人到一定年紀之後，就會慢慢思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，跟年輕人的關係，會覺得付出比得到更快樂一些。”吳曉波接觸了大量企業家老闆，“錢多到一定地步，快樂就越來越麻木。”
　　這些年，他試著多去幫助別人，“廖廠長這樣的精神需要更多人傳承下去”。他覺得，當人們的溫飽解決以後，就會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軟的東西，比如感恩、理想、情懷，等等。
　　這場關於“理想與情懷”的見面會持續到中午，日頭越來越大。結束後，吳廖兩人合影、告別。廖廠長往東趕回長沙處理公司事務，吳曉波繼續向西去鳳凰古城——當年開始南中國考察時，他隨身帶著的唯一一本書是沈從文的《湘行散記》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尋找“廖廠長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