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報記者 宣金學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0月29日12版)
  
  當年廖廠長(右二)與復旦學生考察隊合影
  廖群洪近照
  財經作家吳曉波說自己見過18個“中國首富”中的15個,但是沒有對哪個感到難忘。唯獨另一個老男人,25年來,讓他一直念念不忘。
  這個老男人,叫做“廖廠長”。大約一個月前,吳曉波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發了一篇文章,《只有廖廠長例外》。其中寫道:有人曾問他,你見了這麼多的企業家、有錢人,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?他想了很久,然後說,是廖廠長。
  文章發出不到半個小時,就有很多人開始好奇:誰是廖廠長?
  “真的抱歉,我連他的全名都記不得了,只記得他姓廖。”在46歲的吳曉波的記憶里,廖廠長有“一頭飄逸的長髮”,瘦高而寡言,歲數上大自己一輪,是湖南婁底一家小廠子的廠長。
  25年前的春天,正是這位素昧平生的廖廠長的7000元“巨額”資助,當時還是復旦大學學生的吳曉波,才得以和3個同學完成一段歷時半年的“南疆考察”。這次考察,他們一口氣走了長江以南的11個省份,去過山區、農村、前線,“瞭解了這個國家的遼闊、偉大與苦難”。
  此後,他再也沒有和廖廠長聯絡過。
  文章發出後,許多讀者開始了熱切的尋找。10月25日,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後,吳曉波與廖廠長終於重新相聚在湖南的一座小城洪江。
  此時的廖廠長已經不再是那個長髮飄飄的年輕人。他甚至說,我是廖廠長,但又不全是廖廠長。
  人生能有幾個25年,能夠在洪江和廖廠長見面,是快樂的事情
  吳曉波和廖廠長見面會的當天,洪江稀稀拉拉下了幾滴雨。這座位於長沙西部近400公里的古商城,因為參會人群的涌入,變得熱鬧了很多。
  鋪著紅地毯的講臺上,廖廠長有些激動,一連說:“讓我平復一下心情。”就在頭一天,吳曉波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他一想到見廖廠長,心裡就有些忐忑,廖廠長在他眼裡“是有光環的”。
  吳廖兩人的標牌被擺放在一起,兩人隔桌而坐。身後的宣傳牆上,印著4個大大的字:理想·情懷。一邊是考察團隊出發時的合影,一邊是廖廠長現在的照片,留著分頭,略微發福。
  “我看到我後面那個照片,還是挺帥的,現在變成了小老頭,廖廠長也是。”吳曉波打趣道,“人生能有幾個25年,能夠在洪江和廖廠長見面,是快樂的事情。”
  他甚至覺得這是件值得慶幸的事。他一直以為,廖廠長去了深圳,並且混得不如意,再也找不著了,很可能變成了一個小糟老頭——如果廠子辦得紅火怎麼可能南漂深圳?
  那大約是在1995年,正在家中寫作的吳曉波突然接到一個來自深圳的電話。一個很急促、方言口音很重的聲音問道:“你是吳曉波嗎?”
  吳曉波語氣冷淡,對方支支吾吾地把電話掛了。當放下電話後,吳曉波才猛然意識到,這可能是廖廠長的電話。
  再沒有對方的任何信息。直到吳曉波把這篇文章寫出來,他都覺得不可能再找到當初曾資助過他南方考察的這位廖廠長。
  “我寫這篇文章,更多是對我自己的觀照吧,或者說寫給我自己看的。”吳曉波吸了口煙,繼續說,“他已經被抽象掉了。”
  可是,文章出來的一兩天里,湖南、深圳等地讀者和媒體通過微信後臺留言,希望能發起“尋找廖廠長”的活動,幫助他完成這次看似不可能的尋找。特別是湖南當地人的關註,不少與婁底有淵源的官員、商人、媒體人參與了轉發。
  湖南當地一名記者找到長沙市漣源(婁底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)商會的秘書長盧新世,並提供了4條線索:一,姓廖,60多歲;二,在婁底辦過照明配件廠;三,後來去深圳做生意;四,資助過幾位上海大學生。
  盧新世問正吃晚飯的漣源商會副會長廖群洪:“那個姓廖的人是你嗎?”事實上,打聽到廖群洪這裡來的人不止一個,他的手機幾乎被“刷屏”,微信里嘀鈴嘀鈴響個不停。
  廖一邊喝酒一邊回覆:“年紀不對,也沒有去過深圳,但的確資助過幾位大學生。”
  第二天,記者造訪廖群洪家,其妻從箱底找出 25 年前的一張“南疆考察隊”舊照片,才確定他就是人們尋找的“廖廠長”。照片中,廖廠長留著一頭長髮——後來剪成中長髮,3年前才剪成現在的分頭。
  “沒什麼好奇怪的,生活中,他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、理想主義性格的俠義之士。”盧新世說。
  廖群洪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他並沒有給吳曉波打過那個電話,“應該是別人打的吧”。事實上,雖然25年沒有聯繫過,但廖廠長一直知道他有成就,也很高興。
  “我知道他就是寫《激蕩三十年》的人,我要找他交流,看作品就行了。”在長沙的一棟小洋樓里,他坐在一個小木板凳上回憶道,“我要找他很容易,只是覺得各自在各自的路上走,沒有什麼(聯繫的)必要。”
  我們只是簡單擁抱了下,彼此看見了當年的自己
  文章發出不到48個小時,廖廠長的下落便被找到。兩人約定,10月份在湖南見面。
  在見面會兩天前的一個晚上,兩人在長沙終於再次相見。瘦高的吳曉波穿著休閑西裝,出現的時候手裡還捧著一束鮮花——“這是我第一次送花給另外一個男人。”他說。
  “沒有想象中的激動。我們只是簡單擁抱了下,彼此看見了當年的自己。”吳曉波在文章《找到廖廠長》中的敘述簡單平靜。
  在一間湘菜小店,吳曉波靜靜地聽廖廠長潦潦草草地訴說過往25年的商海沉浮,每一次起伏轉折都在吳曉波的腦海裡投影出宏觀經濟的波動曲線。吳曉波感覺到,廖廠長的運氣貌似不太好,總在景氣的尾巴處被“恰好”掃倒,他的心也太軟,要麼被騙被賴賬,要麼沒有將錢“賺透”。
  如今的二人,早已不再是當年的熱血青年。一個是國內知名財經作家,2009年作家財富排行榜第5位;一位雖不算巨富,但也是一個錳礦企業的董事長,正籌備一家公司上市。但是,當聊起當年的理想時,兩人依然激動。
  廖群洪說:“理想的光,在每個人心裡繼續燃燒。”而吳曉波則覺得,他們參與考察的一行人,從廖廠長身上傳承到了理想主義的餘溫。
  “當我看曉波的文章時,感覺突然就被拉回到那個時代。”廖廠長回憶道,“現在想想那個年代,比我現在掙多少錢都激動。”
  1980年代,廖廠長和青年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討論“我能為國家做點什麼”,“國家的出路在哪裡”。“那時候的理想主義,更純粹,對我們這一輩人來講,1980年代是一個很難告別的年代。”吳曉波表示。
  讀大學的吳曉波,幾乎天天泡在復旦大學圖書館一樓的本科生閱覽室,成天“一排一排地讀書”。
  “那時候沒有卡拉OK,沒有網絡游戲,我只能去圖書館讀書。”吳曉波說,“讀了4年的書,我瞭解的國家都是書本上的國家。”
  1988年,吳曉波讀大三,他和同學王月華、趙勇、梁紅幾個年輕人商定,要去南中國走一圈,去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。他們想知道:改革開放10年了,中國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?
  他們4人組成了“上海大學生南疆考察隊”,找來白色油漆,在紅色的旗幟上寫上“未來記者”幾個字,準備行走中國。第一個任務,就是到處去拉贊助。
  他們對著電話號碼本,打鉤,挨個打電話。然後拿著學校的介紹信,騎著自行車到上海的各大國營廠“化緣”,跑遍大半個上海,大多吃到閉門羹。3個月,只籌到1000多元,以及一臺照相機和幾個背包,這離預計的還差一大截。
  他們將自己的困難寫給上海《青年報》的一個師兄。求助信刊發後,消息傳到湖南婁底,那時,廖群洪正在經營一家小廠子。通過一名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朋友核實事情的真實性後,他給學生們寄去了7000元。
  “那時候不靠譜的人挺多。”吳曉波笑著說,“廖是極不靠譜的,見都沒見過我們。”他雖然內心很感動,但是一直覺得廖廠長這個人“太衝動”了。
  “當年的7000元是個什麼概念呢?一位大學畢業生的基本工資是70多元, 學校食堂的一塊豬肉大排還不到5角,‘萬元戶’在那時是一個讓人羡慕的有錢人代名詞。”吳曉波在文章中寫道,“這封來信,讓我們狂喜之外卻也覺得難以置信,不久,我們竟真的收到了一張匯款單,真的是從湖南婁底寄來的,真的是不可思議的7000元。”
  因為這筆資助,兩位副廠長跟廖廠長大吵了一架,隨即一起辭職離開了他。
  實際上,廖廠長並沒有吳曉波記憶中那麼老。資助考察隊的時候,他也才27歲。“我也很想去看看中國的現狀,手上有資金,曉波他們有想法,能去實現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,這就是共鳴。”在他看來,他和曉波他們是朋友,是同志,要共同完成這件事。
  對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,廖廠長沒有提什麼要求,只是希望當考察結束後,能給他寄一份調查報告。
  這就是為什麼,我會那麼多年念念不忘廖廠長
  一直和財經打交道的吳曉波,最常使用的一個詞是“交易”。他指出,我們的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物質,我們開始用金錢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,任何東西都可以交易,所有交易都有成本。
  “相比之下,廖廠長不計成本、無法交易的行為,是那麼罕見。”見面會上的吳曉波坦言,“這就是為什麼,我會那麼多年念念不忘廖廠長。”
  可在廖群洪看來,自己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常人,在25年前做了一件應該做的平常事。“我沒想到,我竟然在別人的記憶里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”。
  正是這點“平常事”,“在一個他自以為適當的時刻,用雙手呵護了時代的星點燭光。”吳曉波在文章中寫道。
  考察一開始,他們就決定,南行路上,必須特意去趟婁底,拜訪這位姓廖的好心廠長。
  吳曉波開玩笑說,我們還以為他可能是個什麼“首富”,到了婁底才發現他其實只是個挺小的企業的廠長。
  在一間四處堆滿物料的工廠里,吳曉波同這位長髮飄飄的廖廠長初次見面。他現在還記得,見面地點是在一間簡陋、局促而灰暗的辦公室里,“只有一個用灰格子布罩著的轉角沙發散髮出一點時代氣”。一切都同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徑庭。
  廖廠長當時經營的是一家私營小廠,只有20來個人,組裝生產水泥編織袋的設備,全廠全年利潤大概也就幾萬元,而他個人的工資不過每月200元,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贊助幾位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學生。
  當時看到吳曉波時,廖廠長心情卻很複雜。他說感覺很欣慰,他比吳曉波大6歲,看到有小學弟能去實現夢想;也很佩服,當時的交通不便利,他們去做這樣一件事情需要非常大的勇氣;還有就是“感謝這些有志向、有勇氣的年輕人去完成我們共同的夢想”。
  他還透露說,正在積極籌錢,想到年底時請人翻譯和出版一套當時國內還沒有的《馬克斯·韋伯全集》。
  這是吳曉波第一次聽到馬克斯·韋伯這個名字——不是從學校的教授和同學那裡聽到,而是來自一位湖南小廠廠長。當時的吳曉波還不知道韋伯是一位德國人,寫過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,可在日後,他在寫作中常常引用他的文字。
  1989年3月8日從上海出發,吳曉波一行人的考察歷時半年。他們乘坐綠皮火車轉鐵皮大巴車,住三五元一晚的小旅館,第一次“看到了真正的貧窮、真實的中國”。
  在貴州大山裡,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,帶著3個女兒艱難生活。全家只有兩條褲子,她和3個女兒輪流穿,每天只能兩個人出門,另兩個躺在床上。他們還去了戰爭前線,直面幾千位烈士的遺體。他們去了海南,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改革氣息。
  吳曉波回憶稱,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是很憤怒的,一方面抱怨變化不夠,另一方面變化又太快,貧富差距在拉大,變化過程中自己可能就是受傷害的人。
  而南中國考察讓他從書齋回到了鄉土,他越來越相信費孝通提倡的漸進主義、改良主義是對的。
  這也正是年輕的廖廠長與朋友通宵達旦地討論“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”所要尋找的答案之一。
  可惜的是,考察回來後,忙著畢業、工作,各奔天涯,除了幾篇新聞稿,這支隊伍並沒有整理出一份系統的調查報告寄給廖廠長。
  兩個人的人生都活在自己的洪流里
  25年後,吳曉波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帶來了這份調查報告。他為廖廠長帶去了近年寫的9本書,“壘起來就是時間的高度”,現在用這些書向廖廠長“交代”。
  “這是一份很珍貴的禮物,這份禮物如此之重,我的雙手接不下來,我只能用我的心來承受這份禮。”廖群洪剛平復的心情又開始激動起來。
  吳曉波從1996年開始寫書,到現在,平均每年一本,“寫作本身是給廖廠長的一份報告”。
  在他的寫作生涯中,遇到過數以千計的廠長、經理乃至“中國首富”,“他們有的領導著上萬人的大企業,有的日進斗金花錢如流水,說到風光和有成就,這位廖廠長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”。然而吳曉波說,“但不知為什麼我卻常常更懷念這位只緣一面的小廠廠長。”
  他並不知道,廖廠長的創業之路一直充滿坎坷。
  1990年,廖群洪帶著從丈母娘那裡借來的2000元回到婁底,租了門面,賣起了液化氣,沒過多久又去江蘇開發推廣魚藥,到廣州做進出口貿易,1997年回長沙做計算機網絡工程,創辦了電信“10000”台的前身“1000”,雖然理念很先進,但苦於資金問題,最終沒能做大。2008年到2012年,他曾受邀開發日用品城,因過度勞累讓他的心臟做了3次搭橋手術。
  他曾在長沙雨花區開店,電動機內芯堅持用銅為原材料,可是隔壁一個店子卻用鋁,每台便宜300元。採購的人為了完成任務,收取提成,壞了就來修,又賺一筆,或者重新買。“這種事情我就乾不了”。
  在老鄉們的幫助下,廖廠長一天一天變得“成熟”起來,“翻譯馬克斯·韋伯的那些念頭早就不見嘍”。
  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《肯尼迪評傳》。書中提到,肯尼迪家族的核心理念是:你生活在這個社會,就要為社會作貢獻,要想作貢獻,你需要動用社會資源。無非是兩個途徑,一個是你有資源,第二就是謀求社會公職,動用社會資源。
  “這就是我讀書的動力,我想要動用社會資源,然後貢獻社會。”廖群洪直白地告訴記者。在他年輕時,每到一個地方,就趕緊跑書店,買書、讀書。
  同一時期,對吳曉波影響最大的書是《李普曼傳》,這本書為他提供了相應的發展戰略:第一步,做記者,跑條線;第二步,寫專欄;第三步,寫書。
  有趣的是,上個世紀60年代,李普曼頻頻成為肯尼迪總統的座上賓。
  進入90年代,一個忙著調研寫文章辦公司,一個忙於創業,兩個人的人生都“活在自己的洪流里”。“很多人當時哪怕很密切,過了兩三年,朋友也會變得很陌生,每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吳曉波感慨道,“我們這一代人青春過得很快,嗡地一年過去了,跟爬山一樣,不努力就會被淘汰掉。”
  事實上,昔日考察隊中的王月華一直和廖廠長保持聯繫。但吳曉波和老同學的聯繫也很少了,即便聊天的時候也不會談起廖廠長,所以他一直不知道,通過王月華可以聯繫到這個讓他念念不忘的人。
  所謂的理想主義,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,依舊能夠熱愛它
  52歲的廖群洪說自己已經過了容易激動的年齡,但是當他讀到吳曉波回憶自己的文章時,眼淚還是“刷地下來了”。
  “現在很難用語言來表達,溫暖激動都不足以表達。”見面會上,他對吳曉波說,“我既為曉波筆下的廖廠長而感動,也為尋找廖廠長感動。”
  自從“被找到”後,之前總是被稱作“廖總”、“群洪”的他有了一個專有的稱號:廖廠長。
  他對記者強調,吳曉波筆下的“廖廠長”形象,被賦予了吳本人的情感。這次反響大,說明瞭他筆下的廖廠長有閃光點,反映了大家渴求的那種精神。
  事實上,吳曉波通過新平臺重發這篇文章時,並沒有想到它會引起如此大的共鳴,以及成為一個持續發酵、醞釀一個多月的“事件”。《只有廖廠長例外》幾年前在他的雜誌專欄和博客里都曾發過,“幾乎沒什麼反響”。
  讀到這篇文章,廖廠長說自己仿佛被突然帶回到以前,“仿如昨天,一想起就有些熱血沸騰,那個時代,應該說是充滿激情的時代”。
  在那個年代,人們很少談成功,“覺得是蠻傻的事”,吳曉波補充說,“更少談個人的成功”。在吳曉波看來,那個時候是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時代,雖然物質開始衝擊整個社會,但人們比較烏托邦的思想並沒有崩潰掉。
  而到了90年代,社會變得越來越量化,什麼東西都拿出來用數據來考核:企業家的價值、人的價值、作家與媒體人的價值,等等。“很多柔軟的東西卻慢慢消失了”。
  廖廠長曾問過幾個很熟的學生,你們平時上網關註過“崇高、高尚、偉大、光榮”這些詞嗎?年輕人備感驚訝:“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問題?”多數的回答是,沒有。這讓他很無奈,又有點恐慌。
  他一直認為,人應該有所敬畏,靈魂要有歸屬。但現在很多人的效忠對象變成了自己,失去了信仰,沒有了敬畏,賣假藥、賣地溝油、過度醫療……“沒有信仰,沒有道德敬畏,傷害了民族的脊梁”。
  吳曉波相對樂觀一些。他覺得,現在的年輕人並不缺乏理想,只是與當年的年輕人不同了。“我們那一代人,抱持的是一種大的家國情懷,我們相信奇跡,更傾向用激進的方式改變世界。”吳曉波說,“而現在的年輕人,他們的理想更具體、更務實,他們相信常識、相信專業,希望用專業知識去改變世界。”
  吳曉波以自己18歲的女兒為例。他的女兒認為中國的流行音樂很差,決定為流行音樂事業去讀大學專業,並作為以後的職業。“我們當年在大學畢業時,還根本沒有任何職業規劃。所以說,一代肯定比一代好”。
  “我記得100年前,有個人在投湖自殺之前問他兒子一句話,這個世界會好嗎?”吳曉波在見面會上說,“100年過去了,這個世界會不會好,其實誰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也相信羅曼·羅蘭的一句話,所謂的理想主義,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,我們依舊能夠熱愛它。”
  當人們的溫飽解決以後,就會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軟的東西
  見面會的最後,是一個儀式性的環節。吳曉波和廖廠長一起為“創業公益金”揭幕。這個公益基金,本是吳曉波的想法,捐資100萬元,幫助青年創業。
  而在頭一天晚上的會面時,廖廠長問吳曉波:“聽說你要捐稿費,搞一個青年創業公益金。”吳曉波點頭稱“是”。
  “你來前,我跟漣源商會的朋友們商量了一下,打算也拿出100萬元,在湖南設立一支廖廠長青年創業公益金,好不好?”二人一拍即合。
  基金最後名為“吳曉波廖廠長青年創業公益金”,像廖廠長幫助吳曉波一樣,去幫助一些年輕人。“予人玫瑰,手有餘香。”吳曉波說。
  吳曉波認為,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,家國情懷更重一點,而現在的青年更務實。“對現在的80後、90後來講,你說為國家乾點事兒,好像是一個不著邊際的話題,可能會被人笑話。你現在說我要去創造財富,這個是可行的。”
  “比起廖廠長對我們的捐贈,我的捐贈可能更靠譜。”吳曉波笑著說,湖南人的理想主義太濃烈,可以奉獻自己的全部去實現,他只是在能力範圍之內,能幫一個是一個,能幫兩個是兩個。
  “每個人可能都碰到過自己的‘廖廠長’,也可以做別人的‘廖廠長’。”一位參加見面會的嘉賓談到,單講理想是不行的,理想後面是傳承。這個基金就是一種傳承,讓這個故事不僅可以講25年,還可以講下一個25年。
  類似的事,吳曉波早已在做。2008年汶川地震後,他帶著女兒來到汶川,見到一戶鄒姓人家家裡除一張桌子和幾隻碗之外,“真正是家徒四壁”。
  他拿出5萬元,幫扶這家人恢復生產,待生活恢復後,這筆錢還上,他再轉借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。就此流動下去,這筆錢已經幫助改變了多個家庭的境況。
  鄒家人逢年過節都會跟吳曉波聯繫,給他寄送一大袋土豆。6年來年年如此。那是吳曉波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快樂。
  “人到一定年紀之後,就會慢慢思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,跟年輕人的關係,會覺得付出比得到更快樂一些。”吳曉波接觸了大量企業家老闆,“錢多到一定地步,快樂就越來越麻木。”
  這些年,他試著多去幫助別人,“廖廠長這樣的精神需要更多人傳承下去”。他覺得,當人們的溫飽解決以後,就會自然而然地想一些柔軟的東西,比如感恩、理想、情懷,等等。
  這場關於“理想與情懷”的見面會持續到中午,日頭越來越大。結束後,吳廖兩人合影、告別。廖廠長往東趕回長沙處理公司事務,吳曉波繼續向西去鳳凰古城——當年開始南中國考察時,他隨身帶著的唯一一本書是沈從文的《湘行散記》。  (原標題:尋找“廖廠長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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